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

作者：陈大斌

在1974年6月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，江青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假借“评法批儒”之名，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活动，种种丑行令人不齿。

作为新华社派出的随行记者，我事后曾经向社领导汇报过有关情况，也在一些朋友中“传播”过。

近年来，有些当年曾耳闻过此事的人建议我把当时的现场见闻写出来，让“文化大革命”历史中的小插曲被更多的人知道。

但当时对江青的活动没有公开报道，“内参”报道也不可能真实记述其事。所以现在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，也非易事。

2003年夏天，在新华社天津分社的帮助下，我去天津访问了有关人员，查看了一些资料，又到小靳庄访问了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等人，核实了有关史实，遂写下这篇追忆文字。

01

“批林批孔”：大做反党反革命文章

1974年新年伊始，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在全国展开。

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，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后，毛泽东便多次提出，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、推崇法家联系起来。他说，林彪同国民党一样，都是“尊孔反法”的。

1974年1月，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小册子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转发全党，一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。

江青等人竭力利用这场运动大做反党反革命文章。1974年1月，江青赤膊上阵，在驻京部队和中央国家机关大会上动员“批林批孔”。她大放厥词，公然影射和攻击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，点名攻击一批中央及军队领导干部，还说中央有“很大的儒”，叫嚣要批“现在的儒”。同时大反所谓“复辟回潮”，树立“反潮流”典型，煽动揪斗老干部，批判斗争教育界、文化界的一批人。

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，一时间全国形势紧张起来。一些造反派又组织起联络站、上访团，拉山头、打派仗，有些人竟散布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的口号，煽动停工停产，致使全国各地大乱，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。

此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进行了8年，全党全国人心思定。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，我所在的新华社大多数人对江青的言行极为反感，对“批林批孔”采取消极应付甚至是抵制的态度。

当时我在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做新闻采编工作，也很不理解这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对江青等人的言行感到非常厌恶。让我感到高兴的是，这时国内部农村组派我和另一位青年记者到昔阳、大寨“蹲点”，为期一年。春节过后，我们便钻进太行山里，“蹲”了半年时间。

这年6月，我们来到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。分社的同志说，与其这样在一个地方死“蹲”下去，不如到各地走走看看。

6月中旬我们去了晋东南地区，参观了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典型。

在平顺，我们听说闻名全国的林县“红旗渠”引的就是平顺境内的漳河水。林县属河南省，但与平顺山水相连。我们便请示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，要去林县看看“红旗渠”工程。农村组批准了我们的请求，并同意我们顺便从林县回京休整几天。我们两人从平顺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南林县，参观了“红旗渠”工程，于6月19日乘车回北京。

6月20日，我们到北京后，上午到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办公室与组里的同志们闲聊了一会儿，农村组组长谷峰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，通知我快去社总编室报到，有重要采访任务。

原来，新华社刚刚接到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，要求速派熟悉工业及农村的记者各两名，立即赶往天津。国内部决定，由国内部工业组派出两位大姐，而农村组就派了我与另一位青年同志。

穆青在办公室里见了我们四人，他什么任务也没有说，只是让我们马上出发，后勤部门的车已经在楼下待命。上午10时许，我们四人挤进一辆轿车赶赴天津。

我们不知道要到天津什么地方，司机也不熟悉天津市的道路，天津市有关人员与我们约定，一辆灰色的轿车在京津公路津郊某个桥头等待我们。

天津市来迎接我们的一位干部说，你们的车跟在我们后面走，至于上哪儿，去干什么，他没有说，我们也不便问。

后来，我们来到天津南郊一处有着很大院落的招待所。这时已经是午后，他安排我们吃了饭，住下来，并嘱咐我们，就在房间休息等待，不要外出。

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不知道要我们来做什么，弄得如此神秘！一直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没有人理睬我们。

晚饭后才见到匆匆赶来的新华社天津分社社长朱波。他对我们说，江青几天前来到天津，主要是了解天津站工人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的情况，还要去农村听农民“评法批儒”。她通过中央办公厅让新华社派四名记者来，要搞天津工人、农民的“批林批孔”报道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！我心里好不懊恼！在太行山里“蹲”得好好的，谁让你出来看什么“红旗渠”？看就看吧，谁让你又跑回北京来？这不是自己往旋涡里跳吗？

1974年6月，江青在天津城乡的一系列活动和表演，是她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一次严重的反党活动。

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开展起来之后，天津市市委领导中的一些人紧紧跟上，特别下力气组织力量研究“儒法斗争史”，鼓吹工农兵要当“评法批儒的主力军”。他们指定南开大学举办“儒法斗争史”学习班，为工厂企业开办“儒法斗争史”讲座。

在市委一些人的鼓动下，天津站组织工人参加，于当年5月编写出一部《儒法斗争简史讲稿》。

江青于6月16日得知这一情况，只隔了一天，即6月18日，就带上迟群、于会泳等亲信，以及北大清华写作班子(“梁效”)等急匆匆来到天津，声称要听取天津站工人的宣讲。

6月19日晚，江青在天津发表了“六一九讲话”，大讲“儒法斗争史”。她不懂装懂，胡拉乱扯，说“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，一直影响到现在，继续到现在，还会影响到今后”。她把从秦汉时期到八年抗日战争、三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，统统歪曲为“儒法斗争史”，把党史上历次政治思想斗争全部归结为“儒法斗争”，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诬为“儒家”。

同时，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“点”，她要通过抓这个“点”，推动全国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在前后十几天的时间里，江青批发有关“批林批孔”的材料43件，总印数达78万份。

在抓天津站这个“点”的同时，江青还要抓一个农村的“点”。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荐了宝坻县的一个大队——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。这个大队原为天津市委一位副书记抓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的先进典型。6月22日，江青在小靳庄当场宣布：小靳庄是我的“点”！

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，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，并派她的联络员进驻，派迟群等亲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动，大肆进行反党活动，散布大量反党谬论，流毒全国。

我只经历了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的情形。

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，582人，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，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。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。几年来，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年年冬天挖河泥垫耕地，口号是“河挖三尺，地高一寸”，提高了地力和抗涝水平，生产节节上升。全队以农业为主，除粮食作物外，还种植大蒜等经济作物，有数口鱼塘养鱼，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水平。

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，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。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，土地少又易涝，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，“上京下卫”跑码头，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，从事理发、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。所以，不少人都见过“世面”，不像有的地方的农民见了生人不敢说话。小靳庄的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，尤其热心文化活动。不少人能说会唱，会编顺口溜，敢于当众登台朗诵、演唱；村里有个评剧班子，能演整出的大戏，参加过天津市和宝坻县的会演，还得过奖；多年来一直是全县的文化活动先进典型。

02

“评法批儒”：篡党夺权野心毕露

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1974年6月21日中午赶到小靳庄。

当时正是麦收时节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，“领受”接待任务。大队长等在市、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，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，抄书抄报凑稿子，准备“评法批儒”汇报会。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，修补道路，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。

村民朴实善良，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，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。我们走进村就能感受到其中的紧张和兴奋。

江青于6月21日下午从天津出发，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，乘火车到达宝坻，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。

傍晚时分，江青要下车去“看看宝坻县城居民”，以展示她的“亲民”形象。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，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。女主人热情欢迎她，她也极力表示着“亲热”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，聊聊家常。”

刚坐下来，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，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。江青立时变了脸，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，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。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。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上后，再没下火车。

6月22日上午，江青从专列上下来，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。

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，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，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。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，为江青开道，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，再铺上一层干土，又压了一遍。这样，江青的车队才勉强开进小靳庄。

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，听农民“评法批儒”。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。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，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。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。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，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，天津市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。

我被安排进了教室，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社员“评法批儒”汇报会，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。

上午10时许，小靳庄社员“评法批儒”汇报会开始，名义上是天津市市委主持，小靳庄农民唱主角，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。

首先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，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。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“评法批儒”的，其他的少说。可社员们的“评法批儒”发言，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，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。

女社员周福兰发言，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。可是她还没说上几句，江青就打断她的话，借题发挥起来：“男尊女卑处处存在，我们中央就不合理……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，到了掌握政权，都出来了，一把抓。”她叫嚣：“这回要改变。……女的要超过男的。”

显然，她说的“这回”，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，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。

接着，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，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。周福兰告诉了她，江青喊道：“是周公的周，还是周礼的周？”

周福兰莫名其妙，说：“就是那个周呗。”

江青大声喊道：“我要造你的反！”

周福兰吓得一哆嗦。

江青接着喊道：“我不是造你的反，是造你名字的反。你的名字太封建了。”她要周福兰“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”，说，“你就改成周抵周吧！”随后又改口说：“就叫周克周吧，用咱们这个‘周’，克他那个‘周’。”

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“克”的是哪个“周”。

之后，每个社员发言，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。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，江青就说，什么“瑞芳”，去掉那个“瑞”，就叫于芳。

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，江青就嚷：“又淑又贤，不行！淑贤两字去掉，就叫王先！”

男青年王孝岐是个高中生，事先认真准备了发言稿，可是刚开始念稿子，江青就忍不住了，喊道：“什么孝岐，孝谁？孝什么？典型的封建意识！这个名字不行！以后你叫王灭孔！”

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，江青把手一挥：“净是什么龙啊凤啊，改！就叫李树风！树立新风！”

江青不仅给社员改名字，就连天津市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。她说那个“恭”是温良恭俭让的“恭”，是封建主义的，儒家的思想，要改成“工人阶级”的“工”！“学工，向工人阶级学习嘛！”

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，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。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，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，她要唱的是《红灯记》中铁梅的一个唱段。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，她大声喊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！”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：“你来和她一起唱！”说着递给他一杯水。

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，丢下杯子，高喊一声：“谢谢妈！”接着就唱起来：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……”

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，可是在这种场合，经过江青与他的如此“配合”，给人造成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。当场不少人瞠目结舌！事后有人问我此事确否。我说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千真万确！

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社员的“评法批儒”汇报会结束，江青说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，与社员一起割麦子。当时正值麦收时节，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，不少社员正在收割小麦。

江青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来到麦地里，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。可是她既不会使镰刀，也抓不住麦棵，乱砍几下，一棵麦子也没有割下来。

其实她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割麦，而是让随行的记者照相，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，怕她砍了自己的脚，忙上去帮她，结果挡住了镜头，江青很不高兴，一把推开了他，喊着：“你走开，别尽来帮倒忙！”

当时，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、回乡的女知识青年，一位叫侯隽，一位叫邢燕子。天津市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俩叫来见江青。

在麦地里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，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，说，我早就熟悉你俩了，一直想念着你们啊！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，说，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，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，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，从延安带出来的。多年来南征北战，一直跟随我。今天我送给你俩做个纪念。

听了这话，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！她说的是真话吗？看那顶草帽，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，但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帽，颜色雪白，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，一点也没有破损。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，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？即使有，从延安撤退，一路辗转，战火硝烟，30余年过去了，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？再说，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，谁来戴呢？这不是在演戏吗？

赠毕草帽，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芦苇秸编的“蘑菇帽”，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，其实是想戴上照相。

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“蘑菇帽”之后，见上面满是汗渍，便不往头上戴，借口说“太小了，我不能戴”。接着又埋怨起侯隽说，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？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！

新的“蘑菇帽”还没买回来，江青已离开麦地，要到场院上“打场”去了。

在场院上，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，她扬了扬，让人照相。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，便说，这麦子多好呀！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。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，装上10多斤小麦……

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，就宣布“收麦劳动”结束，她要吃午饭了。

这时，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。面包、菜、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。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，也全是天津宾馆来的。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荫下吃饭。

午餐之后，江青要午休，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“同住”，村里事先已接到通知，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。王家人口少，房子宽敞，环境也较干净。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帮王家来了个彻底大扫除。当天上午，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重新扫过大炕，屋里屋外全消了毒，炕上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，服务员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。

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，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。

江青进去后，王家几口人全走出来在院子里等候。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，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。这就是江青的与农民“同住”！

03

语重心长：纪登奎有胆有识

作为记者，那天中午我只吃了一块面包，就忙起来，生怕漏掉重要活动。

我跑到小学校里，只见迟群、刘庆棠等人正围着桌子起劲地甩扑克，没有一个人肯到村里走走，看看农村农家生活，去和农民说句话。

只有同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没有午休，也没去打牌，他把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找来，两人蹲在村头小树林里说话。

王作山忙了一上午，情绪兴奋又紧张，满头大汗，也没工夫回家吃午饭。纪登奎说，我知道你没吃上饭，给你拿来个面包，还有西瓜，先垫垫吧！

见我来了，纪登奎说，记者同志也坐坐吧，咱们随便聊聊。那个中午，他们聊了一个多钟头。

先是王作山详细汇报了大队的生产情况，纪登奎也说了不少话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：今后小靳庄是江青抓的“点”了。你们的确有很多优点、长处，可作为农村，不管是谁的“点”，今后主要任务还是种好地。要踏踏实实学好大寨经验，继续兴修水利，搞好农田基本建设，发展生产。还说，生产上光种粮食不行，除了大蒜，可否种点棉花。搞好生产，发展经济，这是农村工作的根本。生产搞不上去，农民没饭吃，一切便无从谈起。

纪登奎

天津一行，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纪登奎。这次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：

一是这个中午他与王作山语重心长地谈话；

二是我听天津的同志说，1974年6月19日那天，江青在全市“评法批儒”大会上大放厥词之后，曾让纪登奎讲话，他当时只讲了短短的几句，大意是：

“毛主席曾经批评一些人不学中国历史，不知道自己的祖宗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我的历史知识很少，但我不是毛主席批评的那种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的人。我是深以为耻的！今后要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历史知识。”

在那样的特殊年月里，那样的场合，当着不可一世的江青，他不投其所好，却讲出这样的一番话，应当说是有胆识的！

说到这里，还有一段有关纪登奎与小靳庄颇为有趣的插曲，不妨在此一说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参加了一次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。有一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走出来，回头一看，见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与纪登奎并肩走来。吴象见到我，就喊道，快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纪登奎，现在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。

自从被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，纪登奎已经几年未曾公开露面。不久前中央刚分配他做这项新的工作，这是他第一次以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。

我上前与之握手、问候，回过头来，吴象又要向他介绍我。可没等吴象开口，纪登奎就打断了他，说：“你先别说，这位我认识，肯定认识！我们一块工作过。你让我想想……”他拍着脑袋，苦苦思索，却一时想不出来。我忙上前对他说：“是在小靳庄。”

他一听，使劲一拍大腿，哈哈大笑：“对了，对了！咱们在小靳庄一起工作过！你是新华社的，那天你们去了两位同志，那一位也是个年轻人，个子不矮。”

人们都说纪登奎没有官架子，记忆力特强，我这次真的见识了。我说：“你说得对，记得准！”

纪登奎哈哈笑着，拉起我的手，若有所思，走了几步，对我说道，那次在天津，江青简直是猖狂之极！在小靳庄又闹了个一塌糊涂！

我说，是的，那天你与他们截然不同。

纪登奎看了看吴象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老陈，你说说那天的情况，说说我那天的表现怎么样？”

我想起当年的情景，尤其是树荫下他与王作山的谈话，由衷地说：“我很佩服那天你的谈话。江青他们在丑恶表演，搞阴谋，而你对王作山说了许多知心话，语重心长！”

纪登奎高兴地笑着，天真得像个孩童。

1975年6月22日下午3时许，江青睡了两个小时后起床，乘车离开了小靳庄。至此，江青一访小靳庄的闹剧落幕。

但这场连续剧还没有结束。这年9月，江青陪着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丽姆达二下小靳庄，又有许多丑恶表演，还弄出一种不土不洋的大袍子——“江青服”，一下子成了许多城市里时髦女性的“时装”。

1976年9月，毛泽东病重期间，江青又率领一帮亲信，三下小靳庄，猖狂进行反党活动，又演出许多丑行。

不过，后两次我都不在现场，虽有耳闻，没有亲见，期望现场亲见的人也能写出来。

【作者简介】陈大斌，出生于安徽淮北农村，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新华社高级记者，《嘹望》周刊原总编辑，曾任全国青联常委、中国记协理事。

（摘自《百年潮》2007年第3期）

江青三到小靳庄

来源：《今晚报》

江青第三次来小靳庄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个月之后。8月28日凌晨2时30分，她乘专列火车到达天津车站，因为发生过地震，她住在专列上。下午4时，她在解学恭等陪同下来到小靳庄。

当年天津市受唐山大地震波及，造成严重损失。小靳庄的房屋损害也比较严重。江青来到了小靳庄社员的临时房屋同社员交谈，却并不谈论抗震救灾问题。

当见到经她改过名字的社员王灭孔时，竟怒形于色地说：“不仅要灭孔，还要灭邓！灭资、灭修、灭大国沙文主义！灭帝国主义！中国一定要灭孔！”

江青随后到街里和社员一起劳动了一会儿，帮助拆房传砖，做做样子。然后又到在小靳庄帮助建房的解放军某部九连，和战士一起烙饼，比划两下。

当晚八时，在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上召开了座谈会。小靳庄党支部副书记和部分社员参加了座谈会。邢燕子、侯隽及司家庄、窦家桥的干部和宝坻县委部分常委也参加了座谈会。

江青这次来小靳庄同前两次大不相同。这次是在所谓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开展起来之后，是在毛主席病重之时，也是“四人帮”谋图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。

“图穷匕首现”，江青在座谈会上连连插话，其狰狞面目暴露无遗。

江青说：“我有我的难处啊！”又插话说：“邓小平讲学小不学大，小靳庄是国家喂肥的，我可没说这个话。解学恭可以作证！……

江青说：“我被他们斗了两个月……”并对在座的人说：“这话可不要往外传。”

江青还说：“七、八、九，家家有，家家都受他的气哩！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，也叫总经理……他要把迟群和小谢（谢静宜）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还有我……我不说了，一说就有气。”

提到邓小平组织路线时，江青别有用心地说：“他以落实政策为名，牛鬼蛇神他都拉……”

当继续汇报时，江青插话问：“三个小册子（指批林批孔材料）有没有？”

答：昨天迟群已送来了。

江青说：“是我派他们来的。你们没有就找他们要，就说我说的。我有一个时期不敢来……”

江青还听取了窦家桥、司家庄的汇报。江青依然不断插话。她说：

“邓小平在大寨会议上，把我们说得那么糟……他说我插他的话。我讲评论《水浒》，他说是说他，知道不知道？他斗我，跟在监狱里差不多，就是差低头，揪辫子。

他在主席那里告了我的状，是不是？主席就批我，批我（指自己的鼻子）不得了啊！他造我的谣，说我犯了错误，撤销一切职务，劳动改造，自杀了。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……

（对记者）涉及到政治局的话，不能往外宣传，要守纪律。我是拿你们当亲人才对你们说的。”

当晚十点多钟，江青结束了这次访问。

她这次6个小时的小靳庄之行，显得更加胡言乱语，心怀叵测，狂躁不安，喜怒无常。这也许是“四人帮”覆灭之前的先兆吧。